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诞生于2004年10月1日，一个特殊的日子。话说，美丽寂寥的可可西里安睡在宁静中。突然，枪声打破宁静，保护站上的巡山队员被盗猎者残杀，鲜血染红戈壁，又一批藏羚羊群惨遭屠戮。一定要抓到盗猎者！巡山队长日泰（多布杰）下了死命令，巡山队连夜紧急出发，闯进了正在流血的可可西里。但是盗猎者如同鬼影般忽然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留下的只是成百上千具剥去皮毛的藏羚羊尸骨。 巡山队员在遍布危险的茫茫大戈壁上奋力追踪，终于，盗猎者出现在冰河对岸，队员们不顾一切地冲入湍急的冰河之中。一场生死搏斗之后，只捕获了一些盗猎分子，狡猾的盗猎头子再次漏网。风雪中，继续追赶盗猎分子的巡山队员已濒临绝境：车辆抛锚、汽油耗尽、食品短缺、大雪封山，巡山队员不断倒在冷枪之下…连最顽强的藏族汉子也哭喊道：我们走不出去了！ 打击盗猎，是巡山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守护家园，是巡山队不可动摇的信仰。巡山队员顽强地在风雪戈壁中追捕盗猎者，枪声在可可西里的群山中长久地回响——这不只是一次巡山，这是一次撼人心魄的生命历险。 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创作，是陆川执导的第二部作品。整部影片以新闻记实报道的形式，从一个随队采访记者的角度，讲述了荒凉的无人区，可可西里巡山队员们与疯狂凶残的藏羚羊盗猎分子展开殊死斗争，最终全部牺牲的惨烈故事。导演陆川为完成此片，率领100多人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苦战120天，将屠杀和保护藏羚羊的情节以纪录片的形式真实且不加修饰地记录下来，通过猎杀藏羚羊和阻止猎杀藏羚羊这个载体，讲述了人在绝境中的生存挣扎和人与自然的相互抗争。 可可西里见证了荒原的转变，代价却是生命的消亡，不论是人还是藏羚羊，都在戈壁的掩映下渐渐淡去，留下的只有缅怀的赞歌与珍惜保护动物的灭绝。作为一部电影，它走的是纪录片的形式，可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纪录片，一反常规的戏剧式叙事方法，空前加强了不确定因素的使用，甚至强化到不确定叙事已经成为主导全片的叙事策略。但看起来又是那么真实，真实地似乎就发生在眼前。

据资料道现存藏羚羊数量约为7万至10万只，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有百万只的情况相当危急，如果盗猎情况未有改善估计20年内藏羚羊将绝种。 为保护藏羚羊，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西部工委。但在1994年1月18日，在押送二十名被捕的盗猎分子时中枪身亡。其中以“野牦牛队”打击这类非法勾当最为称颂，深受国外国内支持。 不过，在2008年中国雪灾中，有5479只藏羚羊在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因而死亡；令生态出现了危机。 索南达杰是青海玉树治多县索加乡人，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后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县委副书记。1992年7月，索南达杰组织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的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由于可可西里富含丰富的矿产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引此许多盗猎者的觊觎，他们结党营私，与帮派勾结。西部工委成立的目的便是专门负责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索南达杰任内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烈集团八伙，有效打击了盗猎者嚣张的气焰。 对于盗猎者的无法无天，索南达杰曾叹到：“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哈西札多、靳炎祖、韩维林与才扎西四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抓到20名非法盗猎份子，缴获了7辆汽车及1800匹藏羚皮，他们拒绝了歹徒接受罚款私自了结的要求，其中有18名歹徒持枪反抗，索南达杰与四名队员展开激烈斗争，随后派哈西札多与才札西两人护送受伤的歹徒到格尔木接受治疗。在押解歹徒至马兰山、太阳湖休整途中，歹徒预谋绑架了靳炎祖与韩维林，持枪威胁索南达杰缴械，索南达杰与歹徒激烈搏斗，终因人数相差悬殊而中弹身亡。当救援者赶来时，他的身体已被冰冻，但仍保持着跪射的姿势。 索南达杰遭枪杀之后，当地警方一直对在逃人员进行追捕。截止2011年，该案还有3名嫌犯在逃。2011年11月4日起，转机浮现，6名嫌疑犯陆续自首。 十八年后盗猎者自首，1994年1月18日，那个寒夜发生的一切，诸多被影视和新闻作品渲染的西部枪战场景露出了真实的面孔。 这已是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的第11天。这个玉树州运动会跳高和小口径步枪射击双料冠军带领他的西部工委三人组、一名向导、三个司机刚将20名盗猎者制服，收缴了两大卡车的藏羚羊皮。此前还查获了3起非法盗猎沙狐，查处了两个非法淘金窝点。 事实上，1月16日被抓获当晚，他们已在密谋策划绑架索南达杰等人，然后逃跑，只是时机未到。 所有人都疲惫不堪。索南达杰肠胃炎发作，他的同事连续数天彻夜未眠看守盗猎者。有两名盗猎者患肺水肿和枪伤，索南达杰令秘书扎多和司机才扎西连夜把他们送往格尔木治疗。临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下了扎多不好用的54式。 天色渐暗，索南达杰的卡车驶入了盗猎者的陷阱。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只是那把54式手枪已掉在地上。而非像此前所传说的，还紧握手中。 靳炎祖和其他幸存者将索南达杰遗体试图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河。当1月25日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遗体在车厢里躺了四天四夜，覆盖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 自然保护只是索南达杰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索南达杰原来的秘书扎多说，索南达杰其实有着更大的蓝图。 这些未竟的想法都藏在扎多为索南达杰随身拎着的黑色皮包里。这个皮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章，一开始是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章，后来又增加了可可西里第一、第二盐业公司，可可西里有色金属开发公司，可可西里高山草原保护办公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 为此，一直力挺索南达杰的时任玉树州州委书记史国枢曾经批评：“娃娃还没生呢，名字倒是取了一大堆。”史国枢的意思是，“重点要把黄金抓住。” 自从1980年代初可可西里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开，可可西里便不再是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天堂。据坊间流传，盛时采金者可逾十万之众。 1993年7月，刚刚调任西部工委任秘书的靳炎祖从索南达杰手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可可西里非法淘金和非法盗猎的两份调查报告。靳炎祖发现，可可西里虽然是个看似三不管的无人区，但实际上是个“三管区”，毗邻可可西里的治多县、曲麻莱县、格尔木市都想插手。 虽然行政区划上可可西里应属治多管辖，但实际上到索南达杰1992年7月成立西部工委时，可可西里已被多县市染指。 1993年7月，索南达杰就曾试图对可可西里的几处矿点行使管辖权，“但一分钱也没有收到。”淘金者的答复是钱已经交到了格尔木。 非法淘金者的到来，可可西里就成了几万金农猎食藏羚羊的天然屠宰场。藏羚羊披肩“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的日渐火爆，淘金者逐渐成了盗猎者。 在索南达杰的设想中，首先要成立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仅仅为了藏羚羊，“只要成立了保护区，上边就有拨款，西部工委的经费就不用发愁。”喜欢看《动物世界》的索南达杰曾经对好友靳炎祖如是说。 但保护区不是全部，“他其实是想把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扎多说。索南达杰曾一直设想摸清可可西里的家底之后，要去沿海走一圈，“青海没有企业能和我们合作。” 索南达杰之死触动了所有人的心。1995年，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这是属于他的光荣，却未必是他的全部梦想。事实上，除了自然保护区，他庞大设想中的其他部分都已是镜花水月。然而，自他之后，可可西里以及藏羚羊的保护才逐步浮出水面。 1995年10月，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 “这个保护区是索南达杰的命换来的，如果没有索南达杰的牺牲，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靳炎祖说。 1994年8月，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受索南达杰感召，由一个探险家、摄影师蜕变为一个环保人。他和诸多志愿者多方奔走，于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成了一个反盗猎的前沿阵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如果没有索南达杰，我可能不会转到环保上来，至少不会那么坚决，那么义不容辞。”杨欣说。 现在仍在做环保的易懿敏1998年来到可可西里做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赵文耕。现在，他们的儿子6岁了，取名叫小可，为了纪念“可可西里”。 截至现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已经累计超过三百人。 2005年，浙江乐清小伙吴柱作为志愿者来到可可西里，其所主导的“V队”向社会揭露了索南达杰未竟的心事：猖狂的非法采金。压力之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被迫退休。现在，吴柱和他的同道正在做的是反对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穿越可可西里。 2011年12月4日凌晨，来自上海的室内设计师童岗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这是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之后的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站。夫妻俩要这里度过“两个人的冬天”。虽然已不在可可西里，但是童岗明白，这仍是索南达杰的遗产。 摘自维基百科+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6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