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伊斯坦布尔

看相遇在伊斯坦布尔，中途无数次窒息到双目刺痛，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靠窗抽烟的露希耶是我，面对老公暴怒发疯，只能静静嚎叫，不断拿头撞车窗玻璃。当被灵魂出轨的男人在床上狂躁逼问：你去哪里了！我在跟你说话你的心到底在哪！后，只能流泪躺在灯光下哽咽——我在这里，你在哪里？一直用亢奋来掩饰恐惧的玛丽亚是我，面对强硬不由辩解的哥哥，每时每刻都在不断重复对不起，对不起。当满怀焦虑和疑惑地去向阿訇告解时，面对虚无如假花上的露珠般的宗教抚慰，把真相埂在喉头，只能不住机械地呢喃着，谢谢你，谢谢你。接受西式教育长大的咨询师佩里是我，每根头发都梳得一丝不苟，坐在现代文明的精神病医生科室里，全身绷紧像一支裸露的钢钳，在自己的国家活得像个异乡人，面对满大街戴头巾的女人，痛苦愤怒到不能自抑，只好尖叫，为什么，为什么！每晚在性瘾成癖的炮友身边睁眼到天明的谷碧琳是我，当跟信仰冲突的姐姐谷蓝激烈地扭成一团，面对来自最亲爱的人的殴打和强烈恨意，整张脸抽噎到青筋直爆，却只好跪在地上嘶哑着一遍遍问，为什么你还要相信，相信该死的真主！这些才是真正的我，活在被性侵噩梦里的游魂，足够的机敏饶舌但面对父权的暴力时仍然会恐惧到失声，明明受过高等教育了解一切关于原谅的智慧，但内心深处永远烧灼着愤怒。这些才是真正的我！无论是藏在头巾里，还是套在制服里，同样地，都同样地锁在无声命运里。她们都是我，她们说出我。

太好看了！怎么一个男性导演能拍出这么好的女性群像啊？想想我国的即使是女性导演，也就拍出《我的姐姐》这种垃圾电影。

这部剧里演员演得好自然，太好了！真实得我觉得像看纪录片。

每一帧画面都好完美，领略到镜头语言的魅力了，还有构图，取景的颜色，都太好看了！印象很深刻是每次转场，镜头拍像市里大楼，到边缘的破落的房子，再聚焦到某扇窗户，镜头继续推进，是要讲述的角色。

或者强奸犯出现在山尖，一个大远景，突然推进，他的样子猛地撞入眼帘。

故事线1的角色看向钟表，镜头切钟表，再来就转场到主线2角色身上。还有故事线123的角色都在看电视，也能做到讲述的巧妙切换。

以及还有个很深的感悟是，女性群像应该是囊括了各个阶级、职业、年龄段的女性故事；而不像国内现在电视剧，所谓的大女主剧本，女主是个虚构朝代的女帝、女将军，后宫之后…然后讲她所谓“精彩跌宕”的一生，简单来说就是和男一男二男三谈恋爱

又或者讲到中年女性，国内剧本就会围绕孩子、婆媳、妯娌，比如现在的什么《小舍得》。

真他爹腻了！

这部片子看起来真是好极了，配色舒适，背景音乐赞的没话说，最后一集中段配着埃及艳后的bgm，伊斯坦布尔的景色一幕幕闪过，天色那么迷蒙，四处都充满了诗意，每一个忙碌的过客仿佛都是一尊尊精心雕刻过的雕像，美丽却充满内涵。

但其实我是很想说两句的，我是在人人上看这部片子的，我素来看电视剧不太爱开弹幕，但我觉得这部剧应该蛮小众，屏幕也不会很杂乱就开了，但看到的几条弹幕却真的令我喉头一滞，心中其实蛮难过的，辗转反侧，最终还是选择在这里不吐不快了。

这几条弹幕是这样的，在第八集的开头部分

我平时很少写长评，但这次我真的感到忍不住了。由于前面有几条弹幕夸女主不戴头巾美丽又好看，不戴多好，后面遂有了这样的弹幕。

我才发现，原来我身边这么多美丽、善良的姑娘都默默的表示要尊重文化与信仰，而根本不思考、不在乎所谓宗教背后瘆人、甚至可怕的某些事实，连头巾这种根本问题竟然都表示如此“大度”的通融和理解。

戴头巾，其实历史极为悠久，说起M S L为何要佩戴头巾，源于《古兰经》中的一段话：“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

“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所以，在广义上绿教妇女带头纱的意义并非是受到了歧视，而是要保护自己！但其实戴头巾的传统并不是在穆罕默德发迹时开始的，远在更早时候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就有上层妇女开始戴头巾和面纱，但伊斯兰教的盛行将其进一步推广，其实我完全肯定这种要求在最初时期真的是充满好意，它是为了从根本上切断男女之间有可能的不轨举动，当然啦，只不过是从“源头上”切断，彻底断绝这种危害，这是一个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所做的一个“一刀切”措施，但危害却一直荼毒到现在。

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我不知道各位看到这段《古兰经》是什么感觉呢？是觉得无语、封闭受到触动还是觉得不关己事呢。就我看来，我看到这段文字内心是不太舒服的，但确实也含有一种哇哦，这样子封闭，还好我的国家没什么主体宗教，会生出一种不关我事但感到自己是个幸存者的喜悦。

因为显而易见，这确确实实就是一种极其封闭的限制，“我”身体这些部位仿佛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丈夫、兄弟、儿子、乃至公公的。“我”到底是一个“家具”还是一个人呢？其实这个所谓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对大部分男性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

乃至17世纪奥斯曼帝国巅峰时期，整个中东大小城镇中的穆斯林女性都裹起了头巾，蒙起了面纱。不过在农村地区，蒙面习俗的传播速度却相当慢，因为蒙面会妨碍农村妇女下田劳作，这甚至变成了一种炫富的记号——“一位农村妇女若是蒙面，便是无声地宣布她的丈夫足够有钱，以至于她不劳作也无妨。”

看似维护了普通男性却拉低了家庭生产力，不利于家庭的富裕，更多的产生了阶级的分化，其实归根究底只是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统治阶级中恰恰是男性占多数罢了。

这两年的趋势相较前几十年真的非常不乐观，形势自60年代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先锋埃及于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在短短六天内便败下阵来，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又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行西方开放生活形态与世俗化政策的巴列维王朝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政教合一的新伊朗，变成一个女人出门必须戴头巾否则会被宗教警察抓的国家；后再有苏联入侵阿富汗，武装远不如对手的穆斯林圣战者却在漂亮国以及多个绿教国家的支持下最终击败了苏军；再有911事件、IS事件发生，安定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土鸡、印尼、大马这几个世俗的绿教国家这几年保守主义大幅度抬头，就拿土鸡来说吧！埃尔多安执政的正发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埃尔多安的妻子和女儿就是土鸡最先开始戴头巾的女性之一，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婚后戴上头巾，很多女孩甚至从童年就被迫开始佩戴。

看看今日的欧洲难民危机，民族的力量仿佛渐渐衰退，宗教的力量持续壮大和稳定。

而在1953年，面对穆斯林兄弟会提出的强制妇女佩戴头巾的要求，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对穆兄会的领导人讽刺道：“先生，我晓得你的一个女儿在大学里读书，她平时没有戴头巾或与之类似的任何东西。你为何不强迫她戴头巾？在你连一个女孩都无法要求，何况她还是你的女儿的情况下，你居然想要我让埃及的1000万女性戴头巾？”

反观建国之初的土鸡，力图变成一个世俗国家，国父凯末尔在妇女解放问题采取了四方面的措施:废除伊斯兰教奉行的沙里亚法,颁布法典赋予土耳其女性在婚姻、财产、继承、选举与被选举权等方面的权利,使女性作为一个公民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教育方面,普及女性受教育权,创建男女同校制度,提高土耳其妇女思想和教育水平,为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创造条件;经济领域,扩大妇女在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比例,颁布《劳动法》保护妇女的工作时长、时薪不受剥削,使妇女阶层逐渐成为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生活方面,废除女性佩戴面纱、身穿长袍的旧习,鼓励女性建立属于自己的团体组织,丰富女性文化生活,将妇女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创造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妇女形象。在土耳其，根本就不允许除了神职工作人员以外的普通人穿着宗教服饰。就看剧中第一集结尾的演唱会中，那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的土鸡，请仔细看有几个妇女戴头巾，而现在呢？是这样吗？是谁引导了她们呢？信仰被尊重的未免太快了吧。

头巾不是束缚吗？别逗了，谁是理中客，谁是意见领袖，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善良教育”让你们说出头巾不是束缚这样的话，固然反应的是剧中女子没有被束缚，但剧中反应的却是越来越多的世俗化女性仿佛成了水族馆中的鱼，软性的文化侵蚀让弹幕中的评论者丝毫不自知。这块布，戴上是容易的，可摘下真的是容易的吗？哈露妮莎最后为什么摘掉了头巾？是因为这种宗教根本上就没有lsb们的生存空间。你自己、你的母亲、姐妹无时无刻不得不戴着头巾，无论她们是劳动、生活甚至满头大汗的生孩子，你能告诉我这不是束缚，我只是在尊重这种宗教吗？你的父亲、丈夫、儿子又能如智者那般尊重养女的选择吗？

如果今天的我朝从未改变，广大汉族女子依然裹着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外国人竟然连调侃的机会都不许有，口口声声一定要表示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传统，不要以自身的眼光看待别国。恕我直言，我不知道弹幕中的女性会怎么想，可能什么也不会想吧，大环境如此，你连当水族馆的鱼被众人观瞻的机会都不会有，众生都在网内，坐等人上人捕捞。

你说，这只是块头巾而已啊！没错啊，沙特妇女穿的吉里巴甫也就是块黑布罢了！“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这就是结果。

很多人想说这种宗教尊重需要建立在哪些人身上，我突然想起来2020年初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的伊朗第一位女性副总统玛苏梅· 埃卜特卡尔还算一个勉强“典型”的例子吧。她出身于一个伊朗中产家庭，父亲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她幼时与父母在费城生活，她能说一口被美国人称为完美的英语口语，回到伊朗后获得了免疫学博士的学位，她自愿参加了伊斯兰革命，戴上头巾，穿起黑袍，成了伊朗人质危机中的英文翻译和发言人，在西方世界可谓名声大噪。她接触过一切西方文化，却自主选择重回传统，即使这样，还是有个蛮有意思的点让我感到深思。

玛苏梅·埃卜特卡尔

在她对华访问的时候，伊朗使馆的二秘马赫迪·阿贝迪尼在电子邮件里骄傲地向记者说：“你可以用英语问她任何问题!”，“你见了面就知道她的英语有多流利了。”你瞧，工作人员感到的是骄傲与自豪，反美反到疯魔的伊朗以自己领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自豪，他们自豪的点在于这样优秀的上位者女性自主选择回归传统生活是一件值得标榜的事。

可她若是一个传统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守规矩的女性，我真的不知道还有谁会注意到她，谁会接纳她，她连做一颗螺丝钉的机会都不会有。

尊重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认知、彼此了解、求同存异上。对于玛苏梅，她接触过一切却依然选择回归传统，我无可指摘，也没办法，我只能表示尊重。而我要是去伊朗或去任何宗教场合我可能不戴头巾都不行，我必须表示“尊重”。因为我不够强大，无法与一个国家机器抗衡。我尊重剧中的每个独立个体但对这种宗教行为恕我接受无能。对于某些宗教，我们保持尊敬，但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其敬而远之，最近我国某民族地区因为棉花风声很大，我们因为尊重与否受到国际社会的指点，而在那片土地上，剧中出现的很多头巾，例如“里切克”是完全违法的，在我国，你是不允许穿带有星月标志的服饰的，你觉得我们国家不尊重他们的宗教习俗吗？可有的习俗是可商量，可通融，全然能够尊重的吗？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易中天老师所说的“中国人啥都信也就是啥都不信”，今天皇帝心情不好灭个佛、明天皇帝心情好崇个道的世俗实用国家，你竟然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实话，真的太忘本了。

头巾并不仅仅只是“头巾”，它并不值得我们对此抱有太多的宽容和理解，我相信弹幕中的发言人没有任何不好的心思，但如果你们与我一样，清楚自己小布尔乔亚的定位，就该用自己那过溢的善心去同情一下真正值得同情，需要解放的女同胞，而不是自诩大度的去理解戴头巾这种恶俗，这种行为真的不显得高尚，甚至有点儿恶心，不要一边在微博上追求穿衣自由一边理解头巾并不等于被束缚，实在是又当又立。

资料都是我以前看过的，部分又从网上搜了一遍整理了一下，如果你对这篇评论有任何异议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如果你认为我的言语对你有所冒犯也可以一一指出。

太晚了，人生中的第一篇长长长评献给了这部剧，网飞大数据选剧本拍剧果真精准，我就是那个明确的对标对象。

如果有人竟然能耐着性子看到这里，我只有一句话可说，感谢你，忍受长篇的反问句与垃圾文笔，希望每个人，无论男女，都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感与尊重感，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在。

因为足够真实。

人们逃避、妥协、自残、甚至自杀，大概是觉得这样比较容易，不相信会有改变的可能，阴沉的生活没有一丝光亮。跳舞也不能缓解…其实生活就像挖井那个漫画一样，换个地方挖，或许水就出来了。当然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复杂很多，不可控变量也很多。和《education》有互相帮助理解的地方。

精分的是我还同时在看《this is us》。最近脑子有点乱

人这一辈子，如何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即使童年地基打得足够牢，万一遇上猪队友，怎么办？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她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不脱离人的现实存在而谈女性，对女性的欲望与挣扎做实实在在的描绘。因为诚恳，所以感人。

《相遇伊斯坦布尔》奉献了2020年最好的女性群像：给人做钟点工的虔诚穆斯林Meryem（她的名字即来自圣母之名）；Meryem的嫂子，罹患抑郁症而几次自杀的Ruhiye；Meryem的心理咨询师、出身优渥的独身中产女性Peri；Peri的朋友兼心理咨询师（是的，讽刺的是，心理咨询师也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出身库尔德家庭但无信仰的另一位独身中产女性Gülbin，等等。

这简短的介绍已隐约可见分裂、冲突之处：传统与现代之争，信仰与世俗之争，贫穷和富有的阶级对立，心理咨询师所代表的科学和阿訇所代表的宗教慰藉之争，等等。

而《相遇伊斯坦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各种声音在这短短8集中里都有一席之地，绝不偏狭——

出身于世俗家庭的高知女性Peri无法理解戴头巾的Meryem，她感到愤怒：她那么美，为什么她却戴着头巾？借Peri之口，导演似乎说出土耳其近年来的一种变化趋势：戴头巾的人越来越多。而这让Peri感到她成为了相对的异类，正像水族箱里的鱼，供人观看。

专业素养帮助她冷静地倾听Meryem的讲述，却不断需要通过向Gülbin倾诉她们的咨询内容（而这本该是绝对保密的）来排解。最终，在Meryem不断的来访和讲述里，Peri“破防”了。她哭花了眼影，大喊：我受够了一个人醒来，受够了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来延缓衰老。显然，问题不在于健康饮食和坚持锻炼，而在于这样“现代”的、“科学”的甚至流行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给她的生命带来意义。

这一痛苦由Gülbin一句话点明：“她（Meryem）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Meryem是天真懵懂的，可能也没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她总能自得其乐。她兴致勃勃地炒肉沫做蛋糕送给只吃素食的Peri。她津津乐道地讲她对咖啡机的偏好。她似乎对做钟点工的那位男性有些情意，却不因遥不可及而神伤。仿佛只要哥哥嫂嫂侄儿幸福，她就也心满意足，充满感激。本剧结束在她收到戒指的那一刻，仿佛在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会给出答案。

但本剧并不倡导盲信。

相反，本剧同样以Gülbin 家庭的遭遇探讨了宗教中经典的神正论问题：如果存在神，为何神对于人们现世遭受的苦难和不幸无动于衷？Gülbin无信仰，而她的妹妹却戴着头巾。Gülbin主张用科学给弟弟治病，妹妹却半信半疑。在激烈的冲突中，Gülbin哭喊，如果有神，为何“即使容貌和名字有所改变，不幸却在延续”？如果有神，难道正是“真主让我们这样互相厌恶”？

在第一集里，阿訇告诉Meryem，有一种生活就像假花，做得十分逼真，还带着露珠，但依然是虚假的；而真实的生活就像真实的花，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我们要问，这“真假”之别的标准何在？这种标准是否也是一种生产？即使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教诲，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何意义？——

在本剧里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真诚地、用力地生活，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人在追求一种“虚假”的生活。但无奈的是，每个人也都深陷自己的苦海之中——阿訇虔诚多年，却在受困时，连个帮手都没有，深陷妻子去世的痛苦之中。阿訇的女儿隐藏了自己的同性取向，整日在头巾之外戴着耳机，用音乐把自己与世界隔开，会在父母出门后，放西方流行乐纵情跳舞。Meryem的嫂子Ruhiye因为童年时被性侵的遭遇而郁郁寡欢，却在性侵者跪倒在自己面前请求她结束他生命时，一言不发地离开。

每个人都深陷于自己的苦海还有另一重含义，即沟通是艰难而无果的。Ruhiye的丈夫只会用拳头为妻子复仇，却无法理解妻子的抑郁。他无法自制地对妻子和妹妹大吼大叫，事后又在阿訇面前忏悔自己的恶念。

Gülbin有一个英俊而富有的情人，只是两人都丧失了爱的能力。他一次又一次地问道Gülbin是否要过夜，答案都是否，于是只能独自在沙发上睡觉。这种约会（dating）而不排他（exclusive）的关系，正是当代西方世界最流行的关系。但这种自由的联结，相比与宗教相连的婚姻的契约和承诺，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加幸福？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土耳其社会独有的。相反，不只笔者极感熟悉和共情，imdb上的几个靠前评论也都提到“我是加拿大人/美国人/……但我共鸣了……”在表层的社会矛盾之下，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困境——

觅渡，觅渡，渡何处？在这琐碎的、潦草的痛苦中，死亡是唯一的常数。“时间消逝，在你理解它的意义前就消逝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代理人的阿訇（字幕翻译为“智者”）反而是苍老脆弱的老人，反而需要不断逃离。

而Meryem这样平凡、卑微、未“悟道”的人，却成为Peri生活转折点和启示者，而Ruhiye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却斩钉截铁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回归故乡，回归过去，直面自己抑郁的根源，在自救后拯救了整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她们的力量也是女性的力量。

这种力量甚至与宗教和科学无关（Meryem的问题很难说是被宗教或心理咨询改善的），而是作为人出于本能与他人建立联系而爆发出的。

本剧耐心地描摹了这些联系，这些沟通的时刻，尽管它们在那个当下显得无力：Meryem向Peri絮絮叨叨着各种琐事，Peri向Gülbin絮絮叨叨着咨询的细节，这些时刻镜头往往定格在聆听者的面部特写，还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缓慢。

这些时刻，具体倾诉的内容不再重要，“有人在听”这件事才是最要紧的。而精英女性Peri从钟点工Meryem那里学习到的，也正是一种看似平庸的“生活智慧”——走出自己的孤岛，打开自己，向外伸展。正如本剧中借两人之口两次点出的那样：被压抑的情感将如同水流寻找石头的缝隙般寻找生命的缝隙。因此沟通和释放将成为唯一可能的救赎。在重重割裂（宗教的、阶级的、性别的、族群的……这些本剧都或明或暗地点出过）中，人们必须跨过隔阂，人们将不得不跨过隔阂。这种跨越究竟有多大效果，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必须首先跨越。

于是，在本剧的结尾，我们并没有看到“成长”电影里经典的“与过去挥手作别”的象征性时刻，Meryem依然戴着头巾，阿訇的女儿也依然戴着头巾，但她们显然更有力量地进入了新的征程。她们是失声的（Ruhiye几乎不说话，每当说话也会被丈夫大吼；而阿訇之女，泪水是她唯一的表达），孤独的，孤立无援的，却也是自由的、自省的、自助的。

她们丰富的情感在沉默中流过8集，终于倾泻而下。当坐在离家大巴上的阿訇之女含笑望向邻座，镜头缓缓揭露出那是她的同性恋人时，我几乎高兴到尖叫。导演显然是慈悲的，他在真诚地描绘了如此深沉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后，依然把希望留在未来。

在剧情之外，本剧在美学上的把控也令人心醉神迷。那油画般的构图和色调，那无声却惊心动魄的面部特写，那缓慢而举重若轻的推镜，那仿佛上帝之窥的空镜，都让人想到土耳其最为我们熟知的电影大师锡兰。

这些镜头对人物有一种虔诚的敬意。在这样的敬意中，女性角色的法令纹、雀斑和哭红的鼻头，都染上了神性。而她们的痛苦和挣扎，都显得如此高贵。本剧给人的美感，大概正是“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土耳其有两种女人，戴头巾的和不戴头巾的。

《相遇伊斯坦布尔》讲述的是两种不同理念的人群，在因缘巧合之下发生错综复杂的故事。

首先要从穆斯林为什么要戴头巾说起，头巾的阿拉伯语名字为Ḥijāb，常被音译为“希贾布”，而其词根Ḥ-J-B的意思即为隐藏。由此不难看出，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的初衷便是隐藏自己身体的部分部位。

玛利亚与谷碧琳相遇

隐藏不意味着隐藏全部，但有些地方确实如此，这在社会层面相当于将女性排除到公共生活之外。

近几年，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开始逐渐从世俗转为倡导宗教主义，将是否戴头巾变成一件自愿性的事。有人戴着有人取下，这看似只是女性自己的选择，背后却是个人意识、社会共识和信仰自由的博弈。

同时出现一个问题，社会倡导戴头巾不再是对女的一种歧视行为，戴与不戴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戴头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件排除女性独立性的行为，两者产生矛盾。

那个男人

戴头巾的只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被迫行为，实际上她们并没有什么选择。

女演员对戴头巾女性的看法

《相遇伊斯坦布尔》这部剧由玛利亚咨询心理医生开始，三个群体彼此开始产生联系。

玛利亚是被宗教主义驯化的典型代表，她心甘情愿地带着头巾，崇拜着“智者”，因为没有向智者交代自己去看心理医生的事实，而害怕受到哥哥的责备。几乎没有反抗的意愿，偶然在心理医生感染下蹦出的脏话也在第一时间收回。

对待爱情更是选择等待，不敢也不允许大声地表达出来。

玛利亚的爱情观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心理医生佩里在面对玛利亚时，明知道彼此双方应是平等地位，但还是在心里忍不住有所歧视，这让她心里备受折磨，而不得已去咨询另一位医生——谷碧琳。

佩里去看心理医生

谷碧琳同样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相比于佩里来说，更加的独立自主。这在她与姐姐的争吵中便可略窥一二。

谷碧琳与姐姐争吵

除了这三位充满对比的女性外，还有一位更重要的角色，就是玛利亚的嫂子。这位戴头巾的女性笼罩在丈夫的恐怖氛围内，自杀未遂又被近乎软禁，她的内心充满着对自由、独立的向往。

她渴望着像普通人一样，随意说脏话、做不雅的行为，而不用受到世俗的指责。

玛利亚姐姐

但无论是衷心的宗教主义者还是不敬畏真主的现代女性，她们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依附男人而活，即便是走在最前面的谷碧琳也总是在拒绝留宿在男生家里后，第二天依旧从他的床上醒来。

相反那些不急于确定关系的女性却活得自在。

故事的最后以玛利亚收到钻戒晕倒结尾，这看似是一个happy ending，其实只是又一个轮回而已，玛利亚真的爱这个男人嘛，还是只是寻找一个依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