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邪

“在早期电影中，我使用隐喻性的语言来绕过审查制度，避免与政府的镇压力量直接对抗。现在，我决定超越这种表达。”

编辑| 空山

文 |Chu

人杀人的国度

赫斯玛特已经秃顶了，他每天早晨下班，睡觉、接老婆孩子、取存款、逛超市，带女儿妻子去吃披萨，帮邻居救猫咪，偶尔盯着某处放空自己。

等到夜深人静，他从床上起来，独自开车去单位，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他按了一下按钮，杀了6个人。

这是伊朗电影《无邪》中的第一个故事，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斩获了最高荣誉金熊奖，成为继《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2011）和《出租车》（2015）之后，伊朗第三部获得柏林最佳影片奖的电影。

《无邪》由四个故事组成，聚焦于伊朗的死刑制度。

伊朗依然是世界上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一项数据统计，2019年全球处决人数约657人，分布于20个国家。其中伊朗至少处决251人，占全球总数的近40%。

伊朗也是全球少数几个仍然对少年犯实施死刑的国家，这意味着他们的暴力机关可以合法杀掉孩子，完全违背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

在21世纪，在现代化社会，伊朗甚至会进行公开处决。2013年1月，两个不到25岁的年轻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吊死在警车上特制安装的钩子上。地点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座艺术家公园，据说此举是为了震慑作家和音乐人。

一个Facebook用户发问：“你能保证你的孩子在这个年纪看到如此暴力的场面不会出现精神障碍，甚至有一天成为罪犯吗？”

在伊朗，被判定为死刑犯的罪名有很多，除了暴力重罪，还包括政治异见，甚至“敌对真主”和“地上作恶”这种语焉不详的罪行。假如你是一个同性恋，也有可能被处死。

这是一个保守、专制的国家，不仅体现在转播体育赛事，给女运动员打马赛克的笑谈上。伊朗人民生存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无邪》中体现的强制服兵役，就是另一重枷锁。

一位伊朗男性如果拒绝服兵役，就拿不到护照，不能出国，不能工作，不能享受本就有限的社会福利，甚至无法考驾照。他们强迫每一个成年男性进入系统，服从命令，接受塑造。

而在服兵役的过程中，许多军人都有可能面临一个任务——处决他人。假如你愿意杀掉一个人，那你可以用别人的这条命，换来3天假期。

服役士兵和他将处决的陌生人

拍电影要坐牢的国度

《无邪》的导演默罕默德·拉索罗夫，没有出席今年金熊奖的颁奖典礼。在记者会上，柏林官方给他留出了一个空座位，拉索罗夫最终只能通过视频通话和现场记者交流。

在颁奖礼上，《无邪》的演员们登台，替他接过了奖杯。影片的制片人之一法尔扎德·帕克致辞，他说演员们“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在秘密组建卡司的过程中，很多演员拒绝了这部电影。

违法拍片，可能是许多伊朗导演、演员的必经之路。

早在2010年，《无邪》导演拉索罗夫和前辈贾法·帕纳西就因为“无许可拍片”被伊朗政府逮捕，双双判刑，罪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和“进行反体制宣传”。

但两人都没有放弃拍电影。2015年，贾法·帕纳西仅靠着一辆车、一些非专业演员和一个放在驾驶座前的小型摄影机，就拍出了德黑兰浮世绘一般的《出租车》。这部电影在柏林拿下金熊奖时，伊朗政府给帕纳西下达的20年拍片禁令才过了5年。

《出租车》

拉索罗夫的转变更大。2012年，他与妻子和女儿一起离开伊朗，定居德国。2017年，在戛纳参加完《谎言》（批判官商勾结）的首映礼之后，拉索罗夫返回伊朗，几乎立刻被没收护照，并判处一年徒刑，还被终生禁止拍电影。

拉索罗夫

从那时开始，拉索罗夫一直留在伊朗，这更激发了他的斗志，改变了他的表达。

在接受Film Comment的采访时，拉索罗夫批评了曾经的自己：“在早期电影中，我使用隐喻性语言来绕过审查制度，避免与政府的镇压力量直接对抗。现在，我不想拍一部受限于暴政的电影。我决定超越这种表达和唯美主义。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白草地》是我最好的电影。然而，我对自己曾经的观点提出深刻的批评，今天我认为《白草地》的观点是对专制权力的接受。”

《白草地》豆瓣评分8.6，以极其克制隐晦的手法批判伊朗的诸多问题

《无邪》是拉索罗夫一次旗帜鲜明的控诉，他在恶劣的条件下召集了一个剧组。用4个短片故事讲述主题，缩小制作规模，缩短拍摄时间，以“打游击”的方式绕过伊朗政府的注意。

拍这部电影，他没有办法在伊朗市场赚到一毛钱。伊朗观众只能通过地下交易的盗版DVD和网络资源观看这些“禁片”。

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拉索罗夫甚至将其视为一场危险游戏：“审讯和法庭审讯已成为我生活中的日常工作。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将我的电影剧本署以化名发送给审查机构。并且我编写了一些获得批准的电影剧本，这些电影的字幕中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绕过审查制度就像一个有趣的，刺激的游戏。”

仅仅是这份勇气和坚持，就值得全世界电影人敬佩。

到底无邪还是有邪？

《无邪》的灵感源于拉索罗夫的亲身经历。

他看到曾经审问他的官员从银行走出来，于是跟上了对方。没多久拉索罗夫就意识到，这位审问官只是一个在监狱赚钱养家的普通人。电影的名字《无邪》由此而来。

不论是亲手按下开关的执刑者，还是监狱里折磨过同胞的审问官，都不是因为内心充满邪恶，而是作为极权社会的一份子，他们难以反抗整个系统强加的压力。

无处不在的禁忌

“他们都是罪犯”，电影里的士兵这样自我安慰，可是他们亲手杀死的，有可能是无辜的人。每个行刑者都承受着或多或少的良心不安。

电影中的角色尖锐地问那位不愿自己沾上鲜血，试图花钱让同僚去替他完成任务的年轻士兵：“你以为你这样，就比我们更善良？”

被质问的年轻人惊惶如困兽，给不出答案。影片外的我们也忍不住想：就算我不去，也会有别人去，那现在的服从，应该不能算是一种作恶吧？

当然是作恶，秃顶的赫斯玛特，做刽子手已经很多年，但他从来不亲自取薪水，每次都派妻子去拿。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大反抗。

导演拉索罗夫在采访中说：“遵守法律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美德，但在极权国家中，法律成为压制人民的工具，而遵守其中一些法律显然与人的价值观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关心遵守和不遵守之间的区别。”

遵守极权规则的赫斯玛特，沉默寡言，镜头逼近他的面孔，他生活在城市之中，堵在路上，在车里、狭窄的房间里活动，被困在盒子里。

反抗规则的那个年轻士兵，逃出军营，他和女友驱车行驶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打开车窗高歌。

电影中最自由的画面

影片的前两个故事，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选择。随后，又用两个故事呈现两种选择的最终结果。

无论遵守恶法，还是不遵守恶法，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打破这一切，似乎只有一种办法，这可能也是伊朗政府禁映电影的原因。

拉索罗夫在媒体见面会上说：“我想讨论的是那些把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开，并且说这些选择是由更高的力量来做的人。但其实这些普通人拥有说‘不’的力量。”

沉默的顺从已经令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的帮凶。影片结尾，拉索罗夫决定留白处理，让观众回答：“你会怎么做？”

而拉索罗夫自己的观点已经十分明显：多一个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总比少一个人好。

当有一天反抗系统的人足够多了，那么系统就不再是系统了。

“你的力量，来自于‘说不’。” 对无理要求说不，对奴役说不，对傲慢的强权说不。

电影，不止于娱乐，不单是艺术，更是劈向冰山的巨斧，是治愈沉疴的良药。

毫无疑问，《无邪》就是在挑战禁忌中的禁忌。 尽管如此，仍有演员带着热情参与进来，他们毫不畏惧地扮演角色，并愿意在影片中露脸，对拉索罗夫来说，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一部分已然等同于曝光自己的立场，只有敢对审查制度说不的人，只有不认同死刑制度的人，才会有胆量加入《无邪》。

英文名更好：There is no evil——没有邪恶。 真的没有吗？ 表面上没有。 至少影片里没有出现。 那可能的“邪恶”正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虎视眈眈。 这不是“选择”的错，而是置人于两难境地的规则出了问题。 导演真正要批判的核心：道德困境源于非人之法。 坚守良知的人的浪漫情怀和叛逆本性。汉娜·阿伦特的观点，遵守国家法律并不能免除责任，因为法律可能是不公正的，那么遵守它本身就是错误的。 《黑暗时代的人们》“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

从这部《无邪》中也不难看出，影片在伊朗各地取景，拍摄流程细碎漫长，一看就是为了迷惑当局，把一部长片拆成了几支短片拍。现如今，偷偷拍片恐怕已经是具有伊朗特色的、常态化的电影创作了。 从导演履历来看，不难理解，一贯政治和艺术两手抓的柏林电影节，为什么会对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格外青睐。更何况，这部《无邪》无论从艺术技巧还是文本深度上来说，确实是拉索罗夫导演生涯的最高峰。

本片的四个故事核心主题远高于一切技法，延续了伊朗电影独有的“生命力”尤其在一个教会氛围浓厚的国度里面这种主题本身就极端的二元对立。对刑罚导演有强烈的控诉而巧妙的是都用执行者的视角来简述，这个角度就更能覆盖社会个个阶级层面。服从、反抗、宿命、无奈。四个情绪点换化成更中重要的核心就是“选择”但是作者却告诉你无论你做出任何选择代价都是极高的根本原因就不说了。

尤其是第三个故事呈现出宿命感我们没有办法控诉个人行为他并不完全错唯一的根本原因是指杜化的问题。第二个故事则于其他相反作者在给出答案。个人而言最喜欢的是第一个故事角色完全在逃避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人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冰冷的行尸走肉般的过着每一天，最后一个镜头过于精准了的表达出来。第四个故事可以说是最平庸的但也是东亚人且身的问题个人牺牲换取他人性命是否值得。好的是导演并没有给回答。

絕對要給出五星，無論導演的功力，電影所蘊含的意義，舆及其傳奇性的命運(導演坐牢後拿了金熊獎)也絕對令人對他及它肅然起敬。在四個故事當中，雖然角色設定互有不同，但彼此在命運上的安排卻互相糾纏連結，可以說第一和第二個故事是因，第三及第四個故事是果。主角在面對極權的體制下選擇了不同的態度，第一個故事的男主選擇了沉默與服從，而這個故事的衝擊力的確十分強大, 鋪排三十多分鐘的平靜與克制，在最後一刻隨著一聲死刑的巨響與死囚腳部的特寫，爆發出一種筆墨所難以形容的震懾，亦帶有令觀眾對電影進行反思的衝擊力。在結構方面這個故事的鋪排十分帶有米高漢尼卡在電影第七大洲的影子，前段大部份時間聚焦在主角刻板與平常的生活片段，而最後的爆發正正控訴着社會及體制給人性及心靈帶來摧毁性的破壞力。而在第一個故事當中，更加添了一段十分耐人尋味的細節。男主在接送太太回家的路上，在馬路旁停下來等待太太，此時他在車廂中呆望對面的建築物上亮著紅綠燈箱的兩個十字架沉思；在清晨上班的馬路上，當綠燈亮起，男主只是在車廂內發呆，沒有開動車子，水撥在擋風玻璃上磨擦出冰冷與規律的叫聲，而擋風玻璃之後我們看到男主空洞而麻木的眼神，此時鏡頭一轉在車子之後，冷清的昏黃街燈以及空無一人的蕭瑟街道，似乎想向我們暗示着一個即將出現的駭人真相。男主回到工作的地方，是一個空間狹小的房間，男主一人在房間準備拿出早餐，他不斷望着窗邊上的一個亮著紅燈的機器箱子，不一會箱子上的燈由紅轉為綠並發出一種刺耳的聲響，男主抽起箱子旁的把手，那震撼的一幕便出現。這時觀眾終於將男主在街上呆望紅綠燈箱及在馬路上的紅綠燈停下來發呆的段落和那個對死刑作出發號施令的機器聯繫起來，而最吊詭的是，那個十字架型的燈箱代表上帝，而在死刑面前上帝究竟身處何方，上帝在哪裏？而男主對紅綠燈發呆的原因，究竟是對劊子手的身份麻目還是反思呢？

第二個故事，男主選擇了對體制的反抗。在給劊子手休息的房間內，男子和其他劊子手進行了一場關於人性良知及極權體制的討論，在對白設計及情節上的處理亦十分之有趣，最後男主在運送死囚的過程之中反抗並逃走，男主不斷在街道上奔跑，突然在前方亮起強烈的車燈強光，當大家以為男主會被逮捕之際，原來車子上正是來接載他逃走的女朋友，男主奔上車子與女朋友在車上隨着響起的音樂載歌載舞，似乎為奔向美好的明天作出的一種儀式。

第一個服從體制的男主化身為第三個故事的主角，他執行完工作後放了三天的假期，回到他嚮往的家鄉並與他喜歡的女子進行求婚，但此刻男主的女朋友的家庭正因為失去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而傷心，當他們為此朋友進行追悼會之際，男主發現此人正是他在放假前執行劊子手任務處死的其中一人，他向女友道出了事實，女友十分傷心，他對男主心內的刺似乎永遠也拔不出來。此故事拍攝得十分美麗，各種森林的景象，河水的漣漪和風吹過樹葉的擺動也滲透着一種十分濃厚的詩意電影味道。

當大家以為第二個故事中的主角已經逃脫並過着美好生活的時候，第四個故事開始。老年的男主在鄉間過着隱姓埋名的生活，他將女兒送往德國讀書，並寄托在他兄弟的家中，而他的女兒只知道自己是被棄養的孤兒，和他一起生活的是領養他的父母。男主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可能不久人世，希望向親生女兒告知一切。他藉着兄弟向他的女兒勸說，希望她到伊朗看看自己的國家並可住在叔叔(男主，即女主生父）那裏。男主和女兒相處了幾天后，向女兒說出當初自己因為逃避劊子手的工作，隱姓埋名到鄉間居住，為免自己被發現而連累她，故將她送離伊朗，女兒知道後非但沒有體諒父親，還怪責他為了逃避工作而犧牲自己的家人，女兒最後走了，並沒有對生父有一絲的感情，而男主繼續留在荒涼偏僻的鄉間。

當看完四個故事後，我們似乎領略得到，在壓迫與冷漠的體制之下，我們似乎無處可逃，無論你選擇的是什麼，我們只是這個社會運作下的一個棋子。

文：万年

责编：金恒立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2020年，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将最高奖“金熊奖”颁发给了伊朗电影《无邪》。本片讲述了四个短篇故事以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讨“死刑制度”给伊朗社会及人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无邪》夺奖后在伊朗一如既往地受到封禁，导演本人也因为违规拍摄锒铛入狱。作为这么一部历经曲折却金熊加身的电影，我在豆瓣上看到了如下对这部电影的有趣短评：

在影片的宣传中，导演令人诧异的拍片方式（在狱中拍摄四部短片，并分别用四个假名登记后拼接而成），以及他受到的政治迫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这样的强调似乎会使得人们对这部作品的心理期望值过高，以及带偏观众对于这部作品本身应当给予的关注点。同时忽略其中最重要的——对于人性以及其中蕴含的伊朗民族精神的挖掘。

很多人无法想象处决死刑犯对于人心理上的影响是否真的有那么大，这里的煎熬似乎在情理上说不通。我们会觉得，他已经是死刑犯了，你不去处决不代表他就不会死，只是换了个人去处决而已。

其根源在于：在一个崇尚物质、唯物主义的社会，人们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会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客观物质层面——“你实际上改变不了什么”、“这没有区别”。

所以恐怕还是必须把自己代入到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公民里面去理解导演的表达。

我们来看一下伊朗电影与宗教之间的历史渊源：

“……公元637 年，阿拉伯的入侵结束了伊朗千年王朝统治。也正因这一转折点成为了伊朗历史的分水岭：未被伊斯兰化时期和伊斯兰化以后的时期。阿拉伯人的统治对伊朗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且长期的，几乎彻底改变了伊朗整个文化进程。伊朗本土琐罗亚斯德教逐渐被伊斯兰教取代，阿拉伯语变为官方语言，致使伊朗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民族艺术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波斯文化从此被纳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这也正是影响伊朗第二次“新电影”浪潮发展的历史渊源所在。”（苏文《论伊朗第二次“新电影”浪潮 》）

我的建议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教徒。面临这样的困境，你选择不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也不让同伴的双手沾染鲜血。代价是你放弃自己的一生，承担下一切罪过，只为了自己能够安心。就像耶稣，独自一人背负全人类由于不完美而滋生的恶意。

【马太福音18:12】：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这样的行为在一个唯物主义的社会里是无法被理解的，正如他女儿的看法——无法理解而且自私。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伟大的，因为它暗含了宗教精神，那种牺牲自己以保全自己心中的信仰、信念，牺牲自己以拯救弱者的行为绝不是一个视金钱为“新偶像”的社会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人们的残酷与自私、冷漠不允许人们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与片中主角产生共情。

我要说在一个没有宗教文化与传统（把宗教当成工具）的国度；在一个成绩=金钱=社会地位，从而可以把品质贬损得一文不值的国度，让我们去体会《一次别离》里流产女佣最后的煎熬以及《无邪》里宁愿住在离群之地一生也拒绝处决他人的坚定是一种奢侈。因为他们本可以骗——骗根本不存在的真主安拉；骗自己“他们总是要死的，你改变不了什么”。但他们没有，所以这就是一种特色，你也可以说是“奇观”。

伊朗诞生这么多的电影大师绝非偶然，日本历史上成为亚洲电影大国也绝非偶然——他们都善于准确而敏锐地发现自己国家的特点、传统，把一个民族几乎每个人都在坚持的东西向全世界展现出来，这种民族精神可以是地方的，也可以成为世界的，因为其中所展现出的品质，那些人类永恒不变的品质在里面闪光，熠熠生辉。

实际上，伊朗的民族电影和万玛才旦拍的藏族电影里蕴含的宗教主题都有一定类似。都是反反复复地抓住传统宗教精神在现代社会、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之下所受到的冲击以及在面对强大的政府机器时所做出的选择。然后嵌套以一个有着巧妙构思与结构的故事，亦或再加上导演个人的一些对于生命的形而上的看法……诸如此类。

事实上影片所讨论的自始至终依然是强权政府对于普通民众平静生活的破坏，以及生理、心理上的迫害，而非流于表面的废除死刑。

但有关于此，首先也应当明白一点:

“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是否废除死刑从来都应当被讨论，而非有一个圣人出来一锤定音地决定是否保留死刑。 “你的能力在于拒绝。”

“Your power is in say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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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evil，开头用来立威的part。无邪是因为罪恶都在黑夜里不为人知的时候发生了。用大篇幅展现日常家庭生活，却在最后几分钟急转直下。工作似乎只是按下按钮，但转眼受死人裤腿流下的尿液却让人吓得一激灵。 She said you can do it，最佳part。This is Iran, there is no law here.导演好敢。当你被裹挟着去杀人，要顺从吗？不愿意吗，似乎又只能等制定法律的人改变，但这真的可能吗。想要用钱买良知，可这却又是让他人负罪。杀了一次，所以再杀就没差了吗？鼓的配乐敲得人害怕。 Birthday，If we say no, they'll destroy our lives.一个顺从者，为了赶赴爱人的生日，却犯下伤害了爱人的罪，爱人对他下不了手，但也无法再面对他。 Kiss Me，最温柔的part，因为良知而无法获取驾照，无法开诊所，但无悔。最后用金灿灿的画面结束，似乎真的“无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