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一夜

    《两天一夜》虽然只是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但它带来的震撼不比任何获奖影片逊色。它的震撼，正是因为它的纯粹与日常，这是许多伟岸与丰饶的电影达不到的。

   女主角法国人桑德拉因患有抑郁症休养在家，当她再次去工厂上班时，险些被一场投票开除。在争取了第二次投票机会后，经过了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后，她在周六周日的两天一夜里，一个个敲开了工友家的门，让工友在8000欧元奖金和让她留下之间做出选择，正如她给丈夫所说，像个乞丐似的请求自己的同事给一份工作。影片就在这颗脆弱的心灵上弹出一种张力，一次次地在桑德拉和工友之间拷问着生计和道德，让屏幕外的每个人也在劫难逃。

   此片作为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成熟期的作品，绝大部分镜头依然由手持摄像机完成，观众的视线被这亲近的视距引领着，大量的近景和中景让我们置身于其中，仿佛站在桑德拉的床边，看着她吃下抗抑郁的药片；贴着她的手机，竖起耳朵听着好朋友朱丽叶说的坏消息；然后想替她打开车门，背着孩子的书包，收拾好孩子的房间，不用失眠地进入一个梦乡，一夜无梦。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就是达内兄弟臻于完美的拍摄手法和角度带来的，在这里，镜头只比通常低了五公分，以悲悯的角度跟拍桑德拉对十几位工友的游说。

   达内兄弟的这部摄影机以独有的角度充当道具，参与了调用了画面，就像一根橡皮筋，牵着桑德拉的神经，让观众和她一同承受面对工友的谩骂时，怎么样紧绷着，面对工友的理解时，怎么样松弛着。面对心底的矛盾，选择的天平上只有那么一块面包，谁都有吃的权利，此时，对面包的争夺，不知不觉演变成生存权的争夺。

    桑德拉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最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自我与外部的关系。其实，这一点桑德拉在片子开始就对丈夫说清楚了，她说：“我不要工作了，我们要不搬回廉租房吧。”丈夫说：“不回。”这是一位宁可不住TOWNHOUSE，也不愿为自己争取生存权的小心翼翼的人。这类人的共同点是不愿看见与他人之间的麻烦，希望始终与他人在和谐的氛围中，在平和融洽的关系中，一点误会或尴尬或不愉快，都会令她不安。善良，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品质，懦弱，是她们的主要品质。起初的桑德拉是被丈夫以孩子和这个家需要她工作而推出去的，当和她一样有开支负担的男工友的妻子说，我们也需要这笔钱时，道德和利益像天使和魔鬼一样在她的脑子里放肆地笑着，笑她的优柔寡断，笑她不能彻底说服自己。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自2008年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后，欧盟成员国不同程度地经济疲软，以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尤为明显，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即便是法国这样在西欧欧元区仅次于德国的发达国家，因长期高居不下的劳动力成本，在亚洲世界工厂低廉的制造成本和生产外包夹击下，工人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他们面对面的工友了，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尼，或是稍近点儿的塞浦路斯、乌克兰。法国强大的工会和劳动保护法规定的高额加班费和对雇主的罚款，也是老板们降低人员成本的动因。

    然而，独立、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使法国人更要面子，不愿靠救济令自己蒙羞，又有信仰在替他们做着选择。桑德拉的一位临时工工友对他说：神叫我帮助别人，但这位工友担心选择放弃奖金，会惹怒领班，遭到报复被辞退。还有那位代足球课的工友，用接近忏悔的语气对她表示抱歉时，给她阴郁的天空透进了一缕阳光。还有那位与丈夫分手，站到桑德拉一边的工友，都令她不再感到孤单。于是，在这部极致客观朴素、不加渲染的影片中，难得地出现了桑德拉和丈夫和工友跟着车载音乐哼唱的情节，这种背景音乐的插入，不露痕迹地彰显了精妙的构思，也一再证明了达内兄弟去繁就简、让生活本身去演的珍贵立场，这种节制、本分、尊重现实的态度是大师级的。

    片中法国女演员歌迪亚从头至尾顶着一头略显凌乱的头发，一张没有上妆的脸和像是从H&M减价区买的背心和T恤和一条没有换过的牛仔裤，为银幕贡献了羸弱之美。她将自己融于这个前途未卜的女工身上，微驼的消瘦的身姿，试探性的步伐，时而痛苦的表情，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自己的不满。她罕见的几处笑意，是这个世界对她友好的证明。令人欣慰的是，她始终未变，当老板告诉她，可以留下工作，但代价是不与那位临时工工友签固定合同，桑德拉毅然拒绝了老板，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她终于可以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做一次忠于自己的选择，这恐怕是本片要传递的最大意义。

    就像那台手持摄像机，生活也是我们手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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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此前无可比拟的骄人成绩（两次金棕榈，一次评委会大奖，一次最佳剧本，一次影帝，一次影后），达内兄弟今年的戛纳之行，意外地以颗粒无收而告终。《两天一夜》为何遭遇滑铁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妨从一般意义上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对其作品做个简单的回顾和梳理。形式上，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达内标签，大概就是手持摄影和配乐了，而内容也即剧本创作这一块，根据他们电影的风格特点，姑且将其分为主题和结尾。

摄影
兄弟俩是拍纪录片出身，对真实客观的苛求想而易见，摄影选择手持更可谓顺理成章。及至拍故事长片，这一得心应手的技术得以延续，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跟拍和摇晃，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罗尔娜”和“罗塞塔”的背影都曾让人印象深刻，奥利弗·古尔迈更是被网友戏称为“后脑勺影帝”。至于晃动，在《罗塞塔》《他人之子》两部影片里，运动镜头产生的眩晕感绝对和杜可风的摄影有得一拼，观者要是处于微醺的状态，怕是可以直接给晃吐。第二则是大量的特写和近景，因为画面逼仄带来的幽闭恐惧感，则可以和阿布戴·柯西胥作个比较（简单点说，柯西胥的色调似乎要偏暖一些）。但结合剧情，在表达生存状态的未知性，不安定性和展现人物心理的矛盾纠结上，强烈的晃动和压迫式逼视镜头无疑发挥了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和娄烨比较，二者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镜头长度和情绪酝酿上，达内的手持要更加简短干脆，或者说，他们喜欢直接用镜头去参与叙事，而娄烨，却更愿意固执地分出部分来抒情。此外，现阶段值得一提的手提摄影导演还有安德里亚·阿诺德和卡林·皮特·内策尔，整体而言此二人都应该划到达内一脉，安德里亚·阿诺德甚至有青出于蓝的迹象，《呼啸山庄》是个人看过最好的手持作品，而去年斩获金熊的《孩童姿势》，则更像是内策尔向达内兄弟的致敬之作。

配乐
一句话概括他们电影配乐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没有配乐。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也就更热衷于拿它来说事，比如在《一诺千金》《罗塞塔》《他人之子》里，不用配乐约摸等同于抛弃修饰，还原现场，这种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无疑极好地契合了影片尖锐沉重的主题和冷静客观的姿态。而用到了配乐的两部影片，一是在《罗尔娜的沉默》的后段，突然飘出了《贝多芬C小调第32号钢琴奏鸣曲》，另一部则是四次用了简短配乐的《单车少年》。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据导演的采访交待，并没有过多考虑用或不用的特别之处，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用，所以就用了。（大意如此）最新这部作品里，达内兄弟在自然声效之外，还利用车载音乐让观众听到了两首歌，《La nuit n'en finit plus》是一首听起来悲伤的歌，彼时Sandra的走访求助之路并不顺利，处境可谓喜忧参半，她要求丈夫把关掉的音乐重新打开，更甚至，还用一种哭着笑的表情跟着哼唱。而第二首摇滚乐较之前一首要更激昂振奋，跟唱人数也由二人增到三位，导演用递进比较的方式将这两首歌曲点缀其中，其用意不言而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妙用有源音乐的技术未必就扯得上突破创新，因为此手法先前早有预演，它和《孩子》里放车载CD《蓝色多瑙河》其实如出一辙。

主题
达内兄弟向来关注比利时底层人民的生活，其电影主角也总离不开那些身处社会边缘的年轻人（移民者、失业者、寄居在收容所里的人），“良知的觉醒”差不多算是他们作品的母题，其拿手好戏是拿个人良知去和残酷现实作一碰撞式较量，以达到用一丝熠熠生辉的人性之光来照亮这个冷漠现实世界的目的：《一诺千金》里少年伊戈为了照料租住在自己家里的劳工妻儿，不惜选择与父亲为敌；《罗尔娜的沉默》里的罗尔娜则因为良心上的不安，执拗地选择了一条与预期南辕北辙的路逆风飞翔；《罗塞塔》里的罗塞塔最终走投无路，其原因既有生活上的困境（一再失业），也有精神上的压力（愧对朋友），而唯一的朋友却在关键时刻以德报怨，来到她的家门前；《孩子》里的布鲁诺为自己的铤而走险付出了锒铛入狱的代价，但最后时刻的天性未泯，也是他重新赢得女友的关键；《他人之子》仅用一个形式上的假象，就将一场貌似无法收场的复仇心路历程倾刻化为无形；《单车少年》里澄澈纯净的少年心思，更是反衬出成人世界的庸俗和滑稽。从这个角度考量《两天一夜》，Sandra求助同事的同时，其实也是一次直指对方良心的拷问，更是一场回照自身内心的修炼，可惜，因为单调重复的造访过程，影片在故事的饱满度上，无法做到繁复丰饶，这也是《两天一夜》较之此前作品的一大不足。

结尾
相比于当今影坛愈演愈烈的裹脚布式“史诗情怀”，达内兄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这大概也是戛纳对其看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朴素自然的艺术追求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们剧本的转折。每每剧中人物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达内兄弟的惯用手法是从不闪回，也不铺垫，不同于一般影像酝酿前因后果的常用之规（其实当然又有，只是已早早溶入到细节当中），他们更着力于当下瞬间的把握和呈现。所以这样的决定往往既突兀，又惊艳，个人眼中，这才是达内兄弟区别于一般导演的根本所在。而这样的转折，在电影的结尾处出现居多，这也导致他们的作品总是渐入佳境，总是手起刀落，总是戛然而止，总有一个好结尾。比如《他人之子》和《罗尔娜的沉默》的结尾，轻盈如一道闪电，却足以划破长空，体现了极具智慧的巧劲，又兼有文学性。反观《两天一夜》，Sandra自杀那场戏差不多算是整部电影里面最具戏剧性的转折，在做决定之前，有她在车上和一对儿女打电话的一幕，整个过程玛丽昂脸上的表情不悲不喜，接下来镜头一转，Sandra细心地帮两个孩子把床铺铺好，然后下楼跟丈夫说出去买他们明天野餐要吃的三明治，再下来，是一个追随镜头，拍她从远处走向镜头近处，然后继续走向另一端的远处商店。很难想像，在这一过程中，她其实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决定。而此后，同事及时登门造访带来的喜讯，将其夹在了绝望与希望的两难境地，但影片没有就此停留于这个类似《罗塞塔》的发挥点上，而继续前行的结果，再如何呈现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终是没有超过这一幕，这也使得影片的格调和意义，模糊定格在了“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励志上，不能不说是又一大遗憾。

电影院里看了Dardenne兄弟新片《Two Days, One Night》。边缘人物间的纠葛、高度戏剧性与极简形式间的张力、结尾前三分钟的峰回路转，一切貌似都没有变，但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很糟。我边看边生闷气，觉得每个演员都很差劲。我不能干脆利落地说它不好，反而得花很长时间考虑为什么我会感觉很糟。这证明了它的观看价值。最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故事的结尾。一个底层人物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利，在对资本链有所撼动之时，最终还是凭借老生常谈的“良心”来行事。这造成一种失落。并非我期待的来自左派的声音。它落入了道德说教的窠臼，设置问题的同时也在简化问题，就像一本儿童读物所做的那样。

拉选票避免被辞的故事。

同事中，有仗义善良的坚定支持者，有闭门不见的旧日好同事，有老实善良的同情者，有年少轻狂的反对者，有善良维诺的新人，有婚姻不顺的女同事，有家庭拮据的家庭顶梁柱。

最后的结果是8对8平，虽然最终难逃被辞的命运，却在这次事件中找到了信心，学会了坚强。